是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感慨，似乎在每一个特别强调增强政府透明度，要求进一步加强监管、强化反腐败力度的阶段后，总能够在媒体上发现总结似感慨：做官，可是越来越“难”。难，加上了引号，意为出于官员亲口。“难”，说了第一次、第二次，到现在说了好多次，按理，早该是“官不聊生”，事实上，远非如此。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官会真正地“不聊生”。
诗人赏梅，政治家玩梅，以及其它人看梅，同样是一段枯瘦的梅花，往往被吟出、画出、说出不同的隐喻、观感来，站在不同立场上评价官员，一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李鸿章说，世界上简直没有比做官更简单的事，如果连官都不会做，肯定就什么也不会做了。因为彼时彼地，需要普通官员们处理的主要只有两件事，一是揣摩上意，二是搂银子分赃，为了这两件实事，什么律法、道德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对于官员的实际要求降低到这一步，结论当然是：世上事，唯做官简单无比。这两件事以外，如果还能稍微地体桖民生，考虑一下国事，那就不是普通官员，而是专制社会里的国之栋梁、治世能臣了。
但现代社会终究不是专制社会，现代社会对于普通官员的要求，可不是揣摩上意与搂银子，而是克尽职守、勤勉公事。现代社会的官，基本上指公务员或者说是部分高职级公务员，一些国家还另外分列出一个政务官系统，不过是整个社会分工里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只是平常的工作岗位，不再拥有曾经在专制社会里拥有过的种种特权。刘少奇说：国家主席与掏粪工在社会地位上平等。
如果将做官，或者说是做高职级公务员看做平常工作，那么，就应该明白，任何职业都有底线，做商人不能卖假货、做工人要按时上下班，做官则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收受贿赂、不能挥霍公帑，那是不可逾越的职业底线，同时如吃饭喝水一样极其容易做到，何曾有什么“难”不“难”的。媒体上从来没有重磅文章诉苦说：做一个不卖假货的商人“难”；做一个能按时上下班的工人更是“难上加难”。
相比之于等级社会，文明社会树起了一则公理：产品是劳动者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官员们恩赐的。管理机构与在机构中任职的人员包括官员们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在管理框架之内，严格依法、按规章办事，以维护一应社会活动的循环有序。凡事按部就班，比之于创造性事业，其难度，不知要小过多少倍。社会对于他们的主要要求，恰恰在于严守权力边界，不再“政府包打一切”，导致行政权力失控。过份强调官员在经济活动中的领导而不是服务地位，肯定是粉墨倒置。举凡世界各国，工作平稳有序都是多数人选择做公务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官员们热衷于“创造性”地违规使用权力，首先应该警惕的是，其中是否渗杂有不可告人的集团、个人利益。
在任何时代，因为管辖范围内发生了事故，而管理上的疏漏、渎职行为恰好是事故“导火索”遭受责罚的官员都有很多，如新闻中提到的防治非典不力、爆发“黑砖窑”事件等等，事故恶劣若此、相关机构与官员被问责、被处罚，简直是天经地义，以此做为“官难做”的主要证据，纵然是忘记了文明社会已存在好多年，纵然是完全站在了李鸿章对专制社会里最普通官员实际要求的立场上，也不致于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谬赞怪论来呵。
严格来说，官，这一个特殊字眼其实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因为“官字两个口”，本来就代表了特殊利益，代表了泾渭分明的社会等级，虽然在不过分讲究语言精确度的前提下，不是不能沿用，用于指现在的高职级公务员或者是政务官，也只代表了语言范畴之内的一种习惯用法，而不代表现在的高级公务员或者是政务官与等级社会里的官吏一样拥有高高在上的特权、可以任意逾越职业底线。
做一个现代社会里的优秀公务员或者是政务官不难，一点儿都不难，甚至可以说，越是法治及监督问责机制健全，越是政府及公务员行为透明化，一应行为循环有序，有规章制度可依，有往例可循，官就越来越好做。如果为官者不是执著于集团、个人的不正当利益的话。在法治与监督问责机制健全、政府及公务员行为透明化之时，执著于集团、个人的不正当利益的官确实会觉得“难”，但“难”，却不“难”在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务员上，而仅仅在于如何做一个不合格的“官老爷”。一个衡量标准是合格的现代公务员，另一个衡量标准是专制社会里的官老爷，其中区别，可不是一般的大。 （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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